【時間琥珀】火燒島上的少年政治犯

Photo / 托托
很奇怪,在火燒島這種地方私底下竟然有毛澤東的之類的小冊子私下流傳。
 
我叫周賢農,1933年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新竹。1945年8月15日,我12歲,日本投降,不是很記得那一天的場面,我既沒有聽到天皇廣播,也沒有印象那一天台灣有什麼不同,因為那時我才小學四年級,我只依稀記得,我們從此不用再疏散到鄉下躲起來用雙手捂住耳朵,戴上防空頭巾躲空襲警報,從此不用再躲盟軍的轟炸了。但我記得很清楚,台灣光復,有一天我跟著大人們歡欣鼓舞到新竹城隍廟迎接大陸國軍的到來。那是回歸祖國的儀式,我自己用手做了一面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我其實不知道那國旗是12道光茫,只是象徵性的畫了一個白色太陽和幾道光茫的國徽而已。
 
城隍廟前擠滿了人,街邊附近也都是人,萬頭鑽動,人們高舉中國國旗搖旗歡迎軍隊。城隍廟金黃的簷頂在太陽下閃閃發光,我看見人們興奮溢於言表。日本統治時期對台灣很兇惡的日本人,在這段時期也有被人民群眾毆打的,台灣社會非常渴望一個公平正義、長治久安的社會。但好景不長,很快的代表祖國來接收的軍政人員,並未能妥善照顧這些人,很多人私下開始咒罵他們的操守,「貪污、豪奪」幾個字成了台灣人憤恨的。
 
台灣光復,人們從日本臣民變回中國人,大家紛紛開始學漢語。我的外祖父和大舅是我的漢語啟蒙老師,外祖父教我從三字經開始讀,還有一本「人有二手、一手五指」的漢文書,前面幾句到今天我都能背頌。我還記得外祖父坐在一張很大很大的床鋪邊,我坐在一張可容十二人坐的圓型大餐桌邊,他手指著書上的字句,一字一句用台語教我唸漢文書。我的大舅則為我講了很多中國民間故事,比如說月娘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我的外祖父生在滿清年代,他年輕的時候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我就在他們的陪伴和教導下直到小學畢業。
 
小學畢業後,我考上新竹工業學校。一年級還沒念完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我記得我聽見新竹市區有槍炮聲,還曾見到卡車載著一群人在廣播宣傳。市立中學一位女老師的丈夫在動亂中被流彈射死,她那哀傷的臉孔至今我也依然記得。
 
我後來改念一間新成立的新竹市立中學,學校在孔子廟區裡面,我們是首屆新生。學裡裡學生物、英文、博物、美術、國文、體育等等課程。我的國文老師黎子松先生,廣東東莞人,寫了一手好字。他個頭很小,眼睛很大。他教國文的方式與他其他老師的教學大相逕庭。他喜歡介紹課外讀物,我的第一本課外讀物也是這位黎老師給我的,是茅盾寫的,經由他的推薦,我陸續讀了巴金的、、,還有魯迅、老舍的書。賣書給我的是一家新竹鬧區的「興中書局」,他們賣的書大都左傾。
 
記得當時有一外省歷史老師,教得枯燥無味,經黎老師鼓動,我們會趁那位老師寫黑板時,全體一起拍桌子起哄,公然抗議。這在當時的風氣下,是很大膽的行為。
 
黎老師頻頻和我接觸,也來我家訪問。如果是日本時代,老師家庭訪問,多半都是好學生家庭才有的榮譽,我父母自然受寵若驚。但我父母不知黎老師和我談的多半是時勢與思想,後來也邀請我們幾個同學到新竹海邊的鄉村訪問住在那裡的同學家,並且將經過一一寫在他的日記裡。
 
有一天黎老師又來我家拜訪。他跟我單獨在二樓的窗邊,正式邀我參加一個叫作「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組織。我腦海閃過一個念頭: 我就要這樣平平凡凡的過日子嗎? 每天忙著做功課,準備月考、期考、爭取考第一名,就這樣過一生嗎? 這種突然的念頭使我立即答應參加黎老師。他拿出一張小紙,在上面寫上幾句宣誓詞,讓我照著念。我照念宣誓後,他立即拿出打火機點燃燒掉。
 
之後老師要我吸收其他同學也加入這個組織,而且他還指名楊姓同學。當我在一次運動的機會中,向楊同學說明與邀約他加入組織,他回絕了。
 
沒有多久我為了考上好大學,轉學考上省立新竹中學,黎老師反對我離開他到另一個學校。我答應他我會繼續參與組織活動。
 
1950 年,黎老師還有一些同學被捕,一些消息傳了出來,說黎老師是共產黨。我父母知悉後很緊張,把我讀的那些茅盾、巴金的書都扔到火鑪裡燒了。但是我跟黎老師的事,在他的日記中被一一記錄了下來,這本日記,也被當局尋獲了。到了年底,我還不滿十七歲,在第一堂上課的時候,一位強壯的老師走到教室內,他問:「有沒有一位叫周賢農的同學?」由於他叫我的名字,我就站出來。他沒說什麼,只是帶我下樓,樓下有一位便衣憲兵已經在等著我。我被憲兵帶上吉普車。這時我算被捕了。
 
在牢房裡,睡我同鋪的是興中書局的老板,也就是賣那些左派書籍的書店經營者。他因為有顛覆政府,實行叛亂的行為,被判死刑。一年以後,他就被槍斃了。
 
十九歲,我被移監轉送到火燒島囚禁。我們先搭船到高雄,再從高雄坐了一天一夜的輪船才抵達火燒島。 火車經過新竹火車站時,一位家父在新鐘紡織公司的同事胡先生站在月台上,我從火車上向他打招呼,簡短告訴他我們正要文送往外島,請他轉告家父。
 
在火燒島,每天的生活有嚴明的時間表,早操、上課、勞動服務。上課是政治課,上的是三民主義、中國之命運等等。但很奇怪,在火燒島這種地方私底下竟然有毛澤東的之類的小冊子私下流傳。
 
我因犯案時未滿十八歲,減刑三年,被判刑七年,1959年底在火燒島服刑期滿前幾天,獄方把我叫出監房,要我供出政治犯同監裡還有誰對政府有過不滿的言行? 「只要你說出一個人來,就可以讓你十二月一日如期回家。」他們說。
 
我沒有打小報告。我至始至終都沒有過犧牲別人謀取私利的念頭。
 
等待我的是轉移監獄。他們沒有按法定刑期釋放我。
 
我被送到小琉球。小琉球監獄關的都是一級流氓和殺人犯。我們政治犯從來不會送到這裡跟他們關在一起。因為我的思想不知悔改,是頑固份子,他們認為我無需再進行思想改造,於是要用肉體折磨我。在小琉球,我們每天被強制勞動,做苦工,到海邊撿小石頭,上下午各三趟,相當累。而且這裡的軍官可以隨時隨地動手打人。同隊中有一個受難者因為臉盆的小事,被用扁擔打到扁擔都斷了。
 
 
在這個可怕的地方我被非法囚禁了一年五個多月才最終被釋放。
 
我出獄之後,我的大姑她僱三輪車到新竹火車站接我,大姑丈是第一個不忌諱我是出獄不久的政治犯錄用我的人,當時大姑丈主持一家叫作台菱紡織的公司。
 
我結婚後,生下了四個女孩和一個男孩。三個女兒有二個從北一女畢業,一個從中山女中畢業。最小的是男孩,他於1995年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人的一生,會經歷起起伏伏。我的前半生,可以說充滿著淬煉,時代的黑暗,統治者的為所欲為,在我身上烙下刻印。但這些並沒有讓我就此沉淪,反而在我後半生的奮鬥中讓我有足夠的力量克服一般人認為無法接受的痛苦。
 
我的國文老師黎子松先生, 1951年12年 19日被槍決時,才35歲。他在獄中獲悉學生傅如芝、黃竹櫻也遭逮捕,憤而寫下一首歌。我在獄中親手抄下這首歌。
 
木棉花水開啦
 
冬天已經不長啦
 
在開遍了紅棉的南方,她寄來了無窮的希望。
 
有一位勇敢而多情的好姑娘,告訴我光榮而勝利的那一天。
 
她懷念我一刻不忘,她愛我像愛春天一樣。
 
木棉花又開啦
 
春天快要來啦
 
 
 
 

/ 托托訪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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